新四军老战士不坚持反腐败老革命真的不放心

发布时间：2020-02-21 23:17:17 阅读：次来源：消防车厂家

徐梦龙摄

曹鹏，1925年出生于江苏江阴，国家一级指挥。1945年参加新四军，后任部队文工团指挥。解放后任电影乐团指挥。1955年赴莫斯科音乐学院留学，回国后任上海交响乐团指挥。离休后，义务从事交响乐普及工作。2005年，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非职业交响乐团――上海城市交响乐团。

编者按：“‘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’，这些看似都是‘小节’，但却体现了我们党光荣传统的‘大节’。”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，曹鹏希望文艺舞台要多出反腐败的作品，让文艺舞台好好地配合反腐败工作。

抗战精神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，体现的是对民族的认同、对国家的责任

问：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。作为一名新四军老战士，回顾那段艰难岁月，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？

曹鹏：我的家乡在江苏江阴，被称为“忠义之邦”。我家是个书香门第，妈妈是个才女，精通四书五经，但是由于日本人的侵略，家里房子被烧毁，我们被迫逃难。十几岁的时候我在江阴上学，江阴的城门都是由日本人拿着刺刀把守，所有的老百姓进出都要耻辱地给他们脱帽、鞠躬。我是孩子，但是我很倔强。有一次进城门没鞠躬，日本兵上来就是一个巴掌，还骂我，一定要逼着我鞠躬。实际上，从小我们的心里就种下了一颗愤怒的、反抗的种子。

那时，江阴的地下工作非常强。进了中学以后，我们就在学校里组织读书会，弄墙报，唱抗日歌曲。当时搞奴化教育，要我们学日语，我们坚决抵制。日语会考时，我们几个地下工作同志把全班五十几个人都组织起来，秘密地通知大家交白卷。考卷发下来，严肃的课堂一片寂静，一点声都没有，大家坐在那里纹丝不动，然后我们几个人一下子跳了起来，紧接着整个教室跟风暴一样，一张一张白卷放在讲台上。这是江阴人！是中国人的骄傲！表达了我们抗日的一种意愿。日本人带着刺刀进来查，我们仍然不动，你打也好，怎么也好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当时我是带头人，我们几个核心人物，一直参加地下工作，而且我已经秘密到解放区接受教育。大家都知道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说，所以我很感激我们这个集体，我们的同胞。在这种时候团结一心，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。日本人查不出来，最后不了了之。

还有一次，日本人在学校礼堂放伪电影，爱国的同学就在隔壁唱“谁愿意做奴隶，谁愿意做马牛”、“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”、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，干扰放电影。敌人端着刺刀冲进来。我不怕，总要有人顶，我一个人顶，然后我被带到警察局，几百个学生冲到警察局保护我，后来是校长把我领回去了。

我父亲早年参加了抗日联军，当时我才一岁多。他先是到东北，后来转移到苏联，以后又由苏联派了军队保护着送到了新疆，因新疆当年在军阀盛世才的统治下，所以他不得不隐姓埋名，不敢和家里联系，一直等到解放后，1951年才回到江阴。所以当时家里就只有母亲，她也知道我一直秘密参与地下活动，她问我：“你知道岳飞背上刺了什么字？”我说知道，“精忠报国”。她含情而坚定地说：“你走吧！渡江报国。”她很支持我参加革命。

后来我参加了新四军，在新四军江南办事处一个政工队做宣传工作。当时政工队队长叫林路，他秘密带着我们到了解放区。后来我们北撤，我在音乐上比较好，林路同志给我写了一个条子：“曹鹏同志很有音乐天赋，希各级领导注意培养。”这纸证明，庇护着我一路前行。所以我深深地感到，我能有今天的成就，要感谢党对我一直以来的培养。

之后我进入了华中建设大学，由于北撤，又转入山东大学文艺系。在山东大学文艺系我有幸遇见大音乐家章玫同志，他是我们音乐系的主任，也是我们的团长。他有一匹马，但是从来不骑，除了放背包以外，还放了一架手摇留声机，是他从敌占区带去的，还有唱片。哪怕在行军最艰苦的时候，他都会在休息时把手摇留声机拿下来摇，让我们听贝多芬、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。我现在还记得，他跟我们讲贝多芬的《田园交响曲》，其中第四乐章是“暴风雨”，他说这个“暴风雨”就是我们现在的革命，我们就是反抗，就是斗争，因为贝多芬的精神就是从斗争走向胜利，从黑暗走向光明。从那个时候起我的音乐生涯就跟革命联系在一起，就跟斗争联系在一起，就跟暴风雨联系在一起，就跟全国的解放、必胜的信心联系在一起。抗日战争就是从斗争走向胜利，从苦难走向胜利。

“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”。抗战精神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，体现的是对民族的认同、对国家的责任，今天仍然要大力弘扬，因为它是激发亿万华夏儿女奋进的力量，是国家富强、民族复兴的源泉。

离开了老百姓不能打胜仗，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是靠老百姓

问：纪律严明是人民军队的制胜法宝，请您谈谈抗战中有关纪律的故事。

曹鹏：我们那个时候，“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”都是烂熟于心，践之于行的。有一次，我们住在山东临沂的一个地方，满院的栗子，地上全是新鲜的栗子。老乡说你们随便拿着吃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吃。还有一次到枣庄，那儿的枣树每天掉得满地都是，老百姓也没时间采，说你们可以随便吃，我们也是没有一个人吃。

还有一次我们文工团到了山东的一个无人区，要在那里住一个晚上。房子里空空的，都被日军抢光了。晚上睡觉地上是湿的，都是泥地。我们把一家一家的门板卸下来睡在那里。文工团一共两支枪，我晚上带着三个手榴弹巡逻，保护同志们。第二天一早就要行军，我们一家一家把门板归还，给它上好。那个年代就是这样。

还有一次遇到危险，敌人还有二十几里地就要把我们包围了。由于要紧急撤退，9个病号的背包留了下来。领导跟我说：“曹鹏，你只能把9个病号的背包想办法让老百姓帮忙带走。”那个时候老百姓都肯帮忙，我要借什么都行，但是那一天不行，老百姓说：“我们也要逃，也要撤。”以前9个背包放在毛驴上，他就牵着送我们，送到了以后再回来，但这一次不行了。他说：“同志，我们也要逃，这个毛驴是我的命根子。”实在是两难，我又不能丢下9个背包，这是同志们睡觉要用的，但还是要照顾老百姓的利益。我们每时每刻，一分一秒都是为老百姓，我们的军民关系就是这样。离开了老百姓不能打胜仗，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是靠老百姓。好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前方的部队派了4个同志回来，把9个背包都拿走了。我们在解放区处处碰到的，看到的，是日本人的强暴，是国民党的腐败。而新四军，首先讲军民团结，我们从自身做起。

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，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，这些看似都是“小节”，但却体现了我们党光荣传统的“大节”。

今天我们再唱《黄河大合唱》，为的是更加振奋精神，不忘国耻，心存危机，为的是更加坚定信念，忠诚爱国

问：您数次指挥《黄河大合唱》，最多曾指挥3万人同唱，请您谈一谈这首歌曲对我们今天的时代意义。

曹鹏：我渡过三次黄河，那时候过黄河是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，是带着一种战斗的心情，就像冼星海先生的《黄河大合唱》中描述的那样。

我们有一次渡黄河渡错了方向，结果我们向着敌人过了黄河。那时候军民关系非常好，老百姓说敌人还有二十几里地就要到黄河了，你们赶紧回去。我记得那时候倾盆大雨，我们都背着背包，刚过了黄河。老百姓非常好，说你们快上船，再返回去。黄河中间有一段非常危险，稍不小心就容易翻船。一到这个危险的地方，船老大就喊，船工也喊，喊得很整齐，很好听。当然那个时候已经忘记好听了，只记得这种精神可敬可佩。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来说，那个场景就是一幅文艺的画面。我是完全投入到这样的画面里，投入到我们的母亲河。这样一种激流险滩，我们要冲过去，为了迎敌，为了全国的解放，我们要冲过去。

我一生指挥过很多次《黄河大合唱》。《黄河大合唱》在抗战时期是一部激励抗日军民的精神力作，也是个号角。《黄河大合唱》是乐坛的瑰宝，我称之为中国的《贝多芬第九交响曲》。我是全身心地在指挥《黄河大合唱》。2009年，为庆祝交响大合唱《黄河大合唱》诞生70周年，由上海文广局主办，由我担任总指挥，有九省一市十地联动，有二百余支合唱团，约二万余名中外人士，参加了此次演出，创造了中国合唱史上的空前创举。

“怒吼吧！黄河！”真是怒吼吧！黄河！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经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，从小就做过亡国奴。我经常是一边指挥《黄河大合唱》，一边内心汹涌着掉着眼泪。《黄河大合唱》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心，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尊严。《黄河大合唱》不是喊口号，它唱的是张老三、王老七，唱的是普通老百姓。

今天我们再唱《黄河大合唱》，为的是更加振奋精神，不忘国耻，心存危机，为的是更加坚定信念，忠诚爱国，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需要我们去拼搏、去奋斗。

我将永不忘却当年党旗下的誓言，抱着对党的热爱和信仰一辈子坚定跟党走

问：您今年已经90岁高龄了，依然奋战在普及交响乐的第一线，请您谈谈个人成长与国家需要的关系。

曹鹏：我的一生都是靠组织培养，所以我永远记着党，感激着党。当年林路同志的一纸条文我永远都记住，这个纸条不是代表他个人，它是代表了组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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