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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四军老战士不坚持反腐败老革命真的不放心

发布时间:2020-02-21 23:17:17 阅读: 来源:消防车厂家

徐梦龙摄

曹鹏,1925年出生于江苏江阴,国家一级指挥。1945年参加新四军,后任部队文工团指挥。解放后任电影乐团指挥。1955年赴莫斯科音乐学院留学,回国后任上海交响乐团指挥。离休后,义务从事交响乐普及工作。2005年,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非职业交响乐团――上海城市交响乐团。

编者按:“‘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’,这些看似都是‘小节’,但却体现了我们党光荣传统的‘大节’。”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,曹鹏希望文艺舞台要多出反腐败的作品,让文艺舞台好好地配合反腐败工作。

抗战精神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,体现的是对民族的认同、对国家的责任

问: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。作为一名新四军老战士,回顾那段艰难岁月,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?

曹鹏:我的家乡在江苏江阴,被称为“忠义之邦”。我家是个书香门第,妈妈是个才女,精通四书五经,但是由于日本人的侵略,家里房子被烧毁,我们被迫逃难。十几岁的时候我在江阴上学,江阴的城门都是由日本人拿着刺刀把守,所有的老百姓进出都要耻辱地给他们脱帽、鞠躬。我是孩子,但是我很倔强。有一次进城门没鞠躬,日本兵上来就是一个巴掌,还骂我,一定要逼着我鞠躬。实际上,从小我们的心里就种下了一颗愤怒的、反抗的种子。

那时,江阴的地下工作非常强。进了中学以后,我们就在学校里组织读书会,弄墙报,唱抗日歌曲。当时搞奴化教育,要我们学日语,我们坚决抵制。日语会考时,我们几个地下工作同志把全班五十几个人都组织起来,秘密地通知大家交白卷。考卷发下来,严肃的课堂一片寂静,一点声都没有,大家坐在那里纹丝不动,然后我们几个人一下子跳了起来,紧接着整个教室跟风暴一样,一张一张白卷放在讲台上。这是江阴人!是中国人的骄傲!表达了我们抗日的一种意愿。日本人带着刺刀进来查,我们仍然不动,你打也好,怎么也好,我们都不知道。当时我是带头人,我们几个核心人物,一直参加地下工作,而且我已经秘密到解放区接受教育。大家都知道,但是没有一个人说,所以我很感激我们这个集体,我们的同胞。在这种时候团结一心,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。日本人查不出来,最后不了了之。

还有一次,日本人在学校礼堂放伪电影,爱国的同学就在隔壁唱“谁愿意做奴隶,谁愿意做马牛”、“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”、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,干扰放电影。敌人端着刺刀冲进来。我不怕,总要有人顶,我一个人顶,然后我被带到警察局,几百个学生冲到警察局保护我,后来是校长把我领回去了。

我父亲早年参加了抗日联军,当时我才一岁多。他先是到东北,后来转移到苏联,以后又由苏联派了军队保护着送到了新疆,因新疆当年在军阀盛世才的统治下,所以他不得不隐姓埋名,不敢和家里联系,一直等到解放后,1951年才回到江阴。所以当时家里就只有母亲,她也知道我一直秘密参与地下活动,她问我:“你知道岳飞背上刺了什么字?”我说知道,“精忠报国”。她含情而坚定地说:“你走吧!渡江报国。”她很支持我参加革命。

后来我参加了新四军,在新四军江南办事处一个政工队做宣传工作。当时政工队队长叫林路,他秘密带着我们到了解放区。后来我们北撤,我在音乐上比较好,林路同志给我写了一个条子:“曹鹏同志很有音乐天赋,希各级领导注意培养。”这纸证明,庇护着我一路前行。所以我深深地感到,我能有今天的成就,要感谢党对我一直以来的培养。

之后我进入了华中建设大学,由于北撤,又转入山东大学文艺系。在山东大学文艺系我有幸遇见大音乐家章玫同志,他是我们音乐系的主任,也是我们的团长。他有一匹马,但是从来不骑,除了放背包以外,还放了一架手摇留声机,是他从敌占区带去的,还有唱片。哪怕在行军最艰苦的时候,他都会在休息时把手摇留声机拿下来摇,让我们听贝多芬、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。我现在还记得,他跟我们讲贝多芬的《田园交响曲》,其中第四乐章是“暴风雨”,他说这个“暴风雨”就是我们现在的革命,我们就是反抗,就是斗争,因为贝多芬的精神就是从斗争走向胜利,从黑暗走向光明。从那个时候起我的音乐生涯就跟革命联系在一起,就跟斗争联系在一起,就跟暴风雨联系在一起,就跟全国的解放、必胜的信心联系在一起。抗日战争就是从斗争走向胜利,从苦难走向胜利。

“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”。抗战精神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,体现的是对民族的认同、对国家的责任,今天仍然要大力弘扬,因为它是激发亿万华夏儿女奋进的力量,是国家富强、民族复兴的源泉。

离开了老百姓不能打胜仗,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是靠老百姓

问:纪律严明是人民军队的制胜法宝,请您谈谈抗战中有关纪律的故事。

曹鹏:我们那个时候,“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”都是烂熟于心,践之于行的。有一次,我们住在山东临沂的一个地方,满院的栗子,地上全是新鲜的栗子。老乡说你们随便拿着吃,我们没有一个人吃。还有一次到枣庄,那儿的枣树每天掉得满地都是,老百姓也没时间采,说你们可以随便吃,我们也是没有一个人吃。

还有一次我们文工团到了山东的一个无人区,要在那里住一个晚上。房子里空空的,都被日军抢光了。晚上睡觉地上是湿的,都是泥地。我们把一家一家的门板卸下来睡在那里。文工团一共两支枪,我晚上带着三个手榴弹巡逻,保护同志们。第二天一早就要行军,我们一家一家把门板归还,给它上好。那个年代就是这样。

还有一次遇到危险,敌人还有二十几里地就要把我们包围了。由于要紧急撤退,9个病号的背包留了下来。领导跟我说:“曹鹏,你只能把9个病号的背包想办法让老百姓帮忙带走。”那个时候老百姓都肯帮忙,我要借什么都行,但是那一天不行,老百姓说:“我们也要逃,也要撤。”以前9个背包放在毛驴上,他就牵着送我们,送到了以后再回来,但这一次不行了。他说:“同志,我们也要逃,这个毛驴是我的命根子。”实在是两难,我又不能丢下9个背包,这是同志们睡觉要用的,但还是要照顾老百姓的利益。我们每时每刻,一分一秒都是为老百姓,我们的军民关系就是这样。离开了老百姓不能打胜仗,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是靠老百姓。好在这个时候,我们前方的部队派了4个同志回来,把9个背包都拿走了。我们在解放区处处碰到的,看到的,是日本人的强暴,是国民党的腐败。而新四军,首先讲军民团结,我们从自身做起。

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,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,这些看似都是“小节”,但却体现了我们党光荣传统的“大节”。

今天我们再唱《黄河大合唱》,为的是更加振奋精神,不忘国耻,心存危机,为的是更加坚定信念,忠诚爱国

问:您数次指挥《黄河大合唱》,最多曾指挥3万人同唱,请您谈一谈这首歌曲对我们今天的时代意义。

曹鹏:我渡过三次黄河,那时候过黄河是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,是带着一种战斗的心情,就像冼星海先生的《黄河大合唱》中描述的那样。

我们有一次渡黄河渡错了方向,结果我们向着敌人过了黄河。那时候军民关系非常好,老百姓说敌人还有二十几里地就要到黄河了,你们赶紧回去。我记得那时候倾盆大雨,我们都背着背包,刚过了黄河。老百姓非常好,说你们快上船,再返回去。黄河中间有一段非常危险,稍不小心就容易翻船。一到这个危险的地方,船老大就喊,船工也喊,喊得很整齐,很好听。当然那个时候已经忘记好听了,只记得这种精神可敬可佩。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来说,那个场景就是一幅文艺的画面。我是完全投入到这样的画面里,投入到我们的母亲河。这样一种激流险滩,我们要冲过去,为了迎敌,为了全国的解放,我们要冲过去。

我一生指挥过很多次《黄河大合唱》。《黄河大合唱》在抗战时期是一部激励抗日军民的精神力作,也是个号角。《黄河大合唱》是乐坛的瑰宝,我称之为中国的《贝多芬第九交响曲》。我是全身心地在指挥《黄河大合唱》。2009年,为庆祝交响大合唱《黄河大合唱》诞生70周年,由上海文广局主办,由我担任总指挥,有九省一市十地联动,有二百余支合唱团,约二万余名中外人士,参加了此次演出,创造了中国合唱史上的空前创举。

“怒吼吧!黄河!”真是怒吼吧!黄河!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经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,从小就做过亡国奴。我经常是一边指挥《黄河大合唱》,一边内心汹涌着掉着眼泪。《黄河大合唱》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心,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尊严。《黄河大合唱》不是喊口号,它唱的是张老三、王老七,唱的是普通老百姓。

今天我们再唱《黄河大合唱》,为的是更加振奋精神,不忘国耻,心存危机,为的是更加坚定信念,忠诚爱国,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需要我们去拼搏、去奋斗。

我将永不忘却当年党旗下的誓言,抱着对党的热爱和信仰一辈子坚定跟党走

问:您今年已经90岁高龄了,依然奋战在普及交响乐的第一线,请您谈谈个人成长与国家需要的关系。

曹鹏:我的一生都是靠组织培养,所以我永远记着党,感激着党。当年林路同志的一纸条文我永远都记住,这个纸条不是代表他个人,它是代表了组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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